文章还写道，电子烟产品本身的技术升级迭代很快，所以对电子烟的讨论也应使用最新的证据，对最新款的电子烟进行评估。而《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中所讨论的前三代电子烟可能已然是过去式。
另外，作者还主张对于电子烟的监管也需要基于科学证据来进行决策，而不是贸然全面否定电子烟。他表示最新款的电子烟产品能够显著降低对使用者和二手烟暴露者的健康危害，并且有助于引导人们逐步戒烟。
报告阐述了中国吸烟与二手烟暴露的流行状况，综述了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四大慢病”，以及二手烟导致的公共卫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八年前发布的报告相比，此次报告首度新增了一章，专门讨论电子烟对健康的危害。
无烟事业任重道远
报告显示，在多数国家的人均卷烟消费量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均烟草消费并没有明显下降，在近些年来反而有上升趋势。全国吸烟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总吸烟率在持续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较低。2002年总吸烟率为28.5%，2010年为28.1%，2015年降至27.7%，而到了2018年则为26.6%。
从总吸烟率的下降速度来看，2002-2010年为年均下降0.05%，2010-2015年为年均下降0.08%，2015-2018年为年均下降0.37%，每个调查期间的下降速度都在提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总吸烟率降至20%以下，那么2018年至2030年需要每年下降0.55%才能实现目标。由此可见，继续延寻目前的控烟政策，可能还难以达到这一宏伟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总吸烟率为19.2%，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总吸烟率已降至15%左右。从过去20年中国吸烟率的数据来看，禁烟运动有一定成效，但是同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收效甚微。
报告花费了大量篇幅一一列举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导致的一系列健康危害，但是这些科学证据和健康知识的言之凿凿，并没有换来公众吸烟率的显著下降。为什么中国的总吸烟率难以有效降低？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推动控烟政策执行？
2012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治研究员李成发布报告，题为《中国烟草产业的政治地图与控烟运动》。他的研究显示，中国烟草产业与各级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控烟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烟草专卖制度使政府部门获得巨额税收，控烟带来的税收下降使各地控烟的积极性并不高。比如，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卷烟包装盒上印有骷髅头等警示图标，或者不准公开在商品橱窗里展示卷烟，以此打消人们吸引的欲望。
但是，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段铁力却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也不打算增加类似警示图标。
电子烟只是不安全吗？
近些年来，电子烟产业发展迅猛，中国相关企业已成为全球电子烟产业的领跑者。报告指出，电子烟的使用率呈上升趋势，15岁及以上人群的使用率从2015年的0.5%上升到2018年的0.9%；其中年轻人的使用率最高，15-24岁年龄组的达到1.5%。
报告指出，“有充分证据表明，电子烟是不安全的，会对健康产生危害。”报告认为，对于青少年而言，电子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造成不良后果，同时会诱导青少年使用卷烟。
不久前，工信部与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将电子烟参照烟草专卖制度进行监管。该政策的征求意见稿一出，电子烟相关企业的股价就应声而落。此次报告的发布，也令电子烟相关企业的股价经历过山车一样的大幅下跌。那么，电子烟真的一无是处吗？
循证决策要求政府出台的政策应有科学证据支持，并强调政策决策所依据的科学证据是全面的、有效的和最新的。对于控烟政策而言，也应综合考虑所有相关科学证据，采取透明公正的措施，基于证据来做出决策。
对于电子烟的功过是否，我们要对正反两个方面的证据进行比较，为争议各方都提供竞争的公平机会，而不是一边倒地只采信支持电子烟有害的部分证据。
一方面，有大量证据认为电子烟的烟液、气溶胶、添加剂、烟雾等会带来多方面的健康危害，并可能诱使青少年使用卷烟。另一方面，也有大量证据表明电子烟在引导烟民戒烟和降低健康危害方面有可取之处。科学意味着要全面评估所有证据，而不是一上来就盖棺定论地认定某个观点，并只采信与其相一致的证据。
电子烟产品本身的技术升级迭代很快，所以对电子烟的讨论也应使用最新的证据，对最新款的电子烟进行评估。换句话说，报告中所讨论的卷烟还是原来的卷烟，但是其所讨论的前三代电子烟可能已然是过去式。电子烟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我们对其还充满未知数，“让子弹飞一会儿”可能是更加符合包容审慎原则的监管姿态。
科学证据的效力取决于研究方法和观察时长等因素，而电子烟的影响会有多大，不仅相关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不够，而且研究的持续性也有待提升。因此，贸然全面否定电子烟，看似是基于大量证据，实则违背了循证决策注重证据效力的基本原则。
无烟：从理想到现实
吸烟会带来烟雾缭绕，但是证据不应烟雾漫漫。就像我们对卷烟的认识会伴随着科学证据的累积而发生改变一样，烟雾中的证据也需要得到澄清，才能正确指导控烟政策。在20世纪初期，吸烟无害论甚至吸烟有益论甚嚣尘上。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吸烟的危害，吸烟有害论才真正站稳脚跟，并彻底推动烟草政策的大反转。
类似地，对于电子烟的监管也需要基于科学证据来进行决策，穿越证据的迷雾，通过循证决策来推动无烟事业。电子烟的确不健康，但是和卷烟相比，最新款的电子烟产品能够显著降低对使用者和二手烟暴露者的健康危害，并且有助于引导人们逐步戒烟。
我们固然知道无烟带来的绝对无害化是最佳选择，但是在短期内无法实现无害化的情况下，就要比较不同危害的差别，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无烟是理想，但是禁烟、控烟、戒烟、减烟则是现实道路。理想主义的无烟政策站在道德高地上，但是却无法在事实上真正推动其所宣称的无烟事业。
因此，与其高调地倡导短期内难以实现的无烟理想，不如现实地从减烟减害出发，推动烟民通过替烟、减烟等方式来减少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带来的健康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