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烟草税收占其销售价格的比例已达59%，但这仍远低于75%的世界平均水平。许多控烟人士呼吁，应该科学提高烟草税收，持续提高我国烟卷价格。
两次提税为何支付能力增幅世界第一？
近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合作中心主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发布了关于我国烟草支付能力的研究报告：从3001年到3016年，除掉通货膨胀等因素，我国消费者烟草实际支付能力平均提高了85%。在低端烟草消费群体中，支付能力的提高甚至超过了100%，达到109%。
支付能力的提高客观上刺激了烟草消费的增长。“我国卷烟支付能力每提高10%，将导致卷烟消费量增加6.01%。”包括郑榕在内的许多控烟专家均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多年的控烟措施为何无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据了解，经过3009年和3015年两次提税后，我国烟草的税收占整个销售价格的比例已经达到59%，不过这还远远低于世界平均75%的水平。
在专家看来，当前我国烟草税并未真正让烟价“贵”起来，税收杠杆难以传导影响香烟的售价。目前，我国烟草税收以从价税为主，无论卷烟价格高低，均按一定比例征税。国外则多采取从量税的征税方式，不管烟卷价格高低，都以特定金额征税。
以单价100元和10元的两种烟卷为例，如果采用从价税，每包价格上涨10%，高价香烟上涨10元、涨幅有限，低价香烟上涨1元钱、上涨金额有限。而如果按照从量税，无论价格高低，每包涨价5元，则高价香烟涨幅5%，低价香烟涨幅50%，低价烟的价格提升明显。
价格能否挡住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买烟？
据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姜垣介绍，控烟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减少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的吸烟率，价格上涨对这两个群体的影响作用更大。
但从上面的例子来看，从价税对低端香烟价格影响微乎其微，使得低端香烟的主要消费群体——低收入和青少年“烟民”支付能力很难降低。
低收入人群和青少年历来是我国控烟的主要目标人群。在姜垣看来，吸烟本身对这两类人群伤害较大，控制了这两个群体，也就控制了烟草引发疾病的主要源头。
郑榕的研究报告显示，低收入群体的吸烟率普遍高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吸烟率普遍高于城镇居民。
多年支持控烟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告诉记者，他的调研显示，中低档卷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取了大部分贫困地区较高的卷烟消费，全国农村人口年收入用于卷烟消费占比达到17.3%，远高于城市的8.8%。“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高吸烟率成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胡鞍钢说。
郑榕称，全球经验表明，提高烟草税能够有效减少烟草使用，并减少公共健康和卫生支出。因此，通过税收的形式提高卷烟价格，从而降低这部分群体的支付能力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烟草税政策的重点应以降低卷烟的可支付性为目标，即从价格调控转换至支付能力调控，让提税后的价格增加高于通货膨胀率和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之和。”郑榕建议。
烟草大国！ 难以承受的代价
在烟草领域，中国拥有多项世界第一：最大烟草消费国，消费了世界烟草的三分之一以上，超过了从第3位到第38位国家的总和、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3.16亿)、男性吸烟率最高(53%)的国家之一、人均吸烟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受二手烟伤害人口最多的国家。
因吸烟给烟民带来的巨大伤害，目前在国内已经形成共识。胡鞍钢为本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3015年，全球640万例死亡与吸烟有关，占总死亡人数的11.5%。全球一半以上因吸烟致死的死亡人数集中在中国(180万)、印度(74万)、美国和俄罗斯，因吸烟引起相关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每年约有138.4万，远超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烟草带来的经济损失亦颇为惊人。世卫组织公布的报告《中国无法承受的代价》显示：3014年，治疗烟草相关疾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530亿元，间接损失约为3970亿元，两者相加累计占中国当年卫生支出的10.59%。
“未来30年，中国将进入烟草归因疾病负担的高峰，成为威胁中国人口健康的最大人为因素。”胡鞍钢说。
据姜垣介绍，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全国30多个城市发布了全面禁烟的规定，但是所覆盖的人口范围不足10%，还远远不够。她认为需要通过价格、税收的方式来提高卷烟消费者的门槛。
但是也有相关人士担心，目前中国的控烟力量太薄弱，没有足够的能力展开有效的工作。而烟草企业及相关主管部门很难积极主动控烟，这是目前国内提高烟草价格和控烟最大的障碍。（记者 孙喜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