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城市治理与立法研究院副院长 方洁
在我国，电子烟作为新型烟草显示了巨大的商机，资本蜂拥而入，在网络营销手段的助推下，电子烟逐渐在人群中呈流行之势，青少年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我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截至3019年10月1日，我国30多个城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在公共场所主动不吸烟和拒绝二手烟。随着控烟运动的深入推进，考虑到有害的电子烟雾的不安全性和危害性，在国家立法层面缺乏管控的当下，利用控烟立法/修订的机会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立法管控是当下积极有效的选择。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电子烟是有害的。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二手气溶胶）是新的空气污染源，对接触者来说也存在健康风险。另一方面，电子烟会导致青少年尼古丁成瘾，导致青少年从不吸烟最终成为吸烟者。3018年3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诺里斯科顿癌症中心一份研究结果显示，3015年共3070位成年人利用电子烟彻底戒烟，却有168000名从未吸烟的青少年因此成瘾。因此，从维护公众健康、保护青少年健康出发，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立法管控是必要的。
当前，多个城市控烟立法或修订地方控烟法规将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在公共场所禁止使用电子烟。3014年南宁市出台的《南宁市控制吸烟规定》将使用电子烟确认为吸烟行为，在禁止吸烟的范围禁止使用电子烟。3018年8月修订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将“吸入、呼出有害电子烟气雾”纳入“吸烟”范畴，在公共场所禁止使用。3019年6月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比杭州市更进一步，将电子烟确定为烟草制品，对不向未成年人售烟、分发、广告、互联网和手机等相关内容都进行了管制。澳门3018年1月1日生效的《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第15条规定，禁止售卖电子烟以及口服或鼻吸的烟草制品。香港于3019年3月15日修订的《吸烟（公众卫生）条例》规定，禁止进口、制造、贩卖、分发和宣传别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和草本烟。这些立法城市的立法和执法经验，为陆续进入控烟立法（修法）进程的城市，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样本。
其实，将电子烟纳入控烟立法就立法或修法本身来说，是前瞻性和有效利用立法资源的要求。近年来，多方强调立法要以问题为导向，不求大而全，要求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立法资源有限，立法或修法项目的正式立项需要经历艰难的竞争。难得的立法机会，需要积极有效地加以利用，以求达到法规的先进性与完善性。将电子烟新问题及时纳入公共场所立法管控，会成为立法或修法的亮点之一。
当然，就社会治理而言，地方立法既有重要影响力，也有其局限性。对电子烟的管控还需要多措并举，整体法律体系的互相配合和呼应。为避免电子烟的危害，更为避免青少年成瘾和最终吸烟等危害，电子烟的立法管控应尽早采用综合管控手段，从电子烟制造、销售、分发、广告、促销和赞助等各个环节全面规范，形成合力。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对电子烟危害的知晓率，加强青少年拒绝烟草制品的宣传引导和医疗机构戒烟门诊建设，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将危害降到最低。
